好了。
既然死不了，那我们就争取自己的利益吧，说不定还能因铮铮傲骨，留名青史。
传统官僚集团开始汇聚力量，并在“教材之争”中宣泄出他们的能量，对准的是革新派系，是朱允炆的改制先锋与主力。
比如解缙，坐镇内阁，如没有他屡屡附和朱允炆，很多新政极有可能难产，胎死腹中。
比如杨士奇，坐镇国子监，控制着大明当下最主要的官僚培养院，以一己之力推行国子监革新，让杂学彻底站稳国子监，成为了新学与新思想的危险人物。
比如姚广孝，别看这个家伙是个和尚，整天吃斋念佛，但其影响力还是很大的，作为英烈碑与报恩寺的监工头子，工部侍郎，翰林院侍讲学士，思政学院博士，此人就是个不安分的主，杂学入国子监，引流民入京师就有他的份，在一些时局的判断上，对朱允炆影响巨大。
再比如杨士奇的副手李-志刚，还有那个拉开新政序幕的关键小人物——国子监监生胡俊，不过这个家伙已经在长兴当知县了，看吏部考核，再过一年多，他就可以到府衙去办公了……
什么教材不教材之争都是假的，只有利益之争才是真的。
建文新政伤害了他们的利益，经过了两年的蛰伏，也被朱允炆压了两年，他们开始反弹了，仅此而已。
好在解缙、杨士奇等人并没有破绽可以让他们抓，一个“结党”的帽子很重，但你怎么判定他们结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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